| 导读 数字技术进步极大提升了人们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力，不仅改变了生活和生产方式，也引发数字技术能否使人们共享经济发展机会与发展成果的争论。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进步所可能造成工作极化、劳动收入和财富差距增大等问题，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弗瑞（Carl Benedikt Frey）和奥斯本（Michael A. Osborne）发现，在过去二十年大量劳动被技术替代，在英国占到35%，美国占到了47%。[1]世界银行在 2016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到2025年将有超过一半的工作被自动化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风险高于发达国家，其中印度的风险为 69%，泰国为 72%，中国为77%，埃塞俄比亚为85%。[2]针对数字技术进步所可能伴随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增大问题，“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应运而生，该理念旨在通过数字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机会均等，并以此为目标推动制度变革。 ★本文作者： 刘佳，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学者们意识到不同群体在互联网接入性方面存在的差距，提出了“数字鸿沟”的概念，主张通过缩小互联网在接入性、可负担性等方面的差距，确保个体有足够能力使用数字技术，并从数字技术的运用中获益。[3]近年来，数字技术作为一项通用技术，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产业发展、政府服务、社会治理等多领域实现了深度融合，“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增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这一理念更加广泛地涵盖产业与数字化协同发展、政府服务的数字化、无现金社会等领域，内涵变得更加丰富。 在政策层面，国内外均出现了以数字技术推动包容性发展的新趋势。数字化已经成为实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核心目标的三项主要手段之一。联合国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2021》《2022-2025年数字战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均强调数字技术对可持续发展、减少不平等、优化收益分配等的推动作用，从数字化中获得包容性发展已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核心要求。在国家层面，《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战略规划，更是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寄予厚望，强调数字化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选择”。“无条件基本收入”“数字税”等政策在世界范围的试验与推行，也是近年来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重要制度尝试，这些讨论与制度变革均突显出人们对以数字技术进步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关注。 二、技术进步与分配问题 事实上，针对技术进步与收入和财富分配二者之间关系的争论，无论是在学术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绝非是一个新问题。凯恩斯在1930年“大萧条”期间，面对经济持续低迷在工业化国家蔓延的情况，就曾告诫所有人不用惊慌，让大家不要抱有短浅目光，要坚定地相信随着技术进步，人们无须再为生存而斗争，更无须担心技术性失业。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我们终将解决经济问题，不再挣扎着为生存而奋斗，也根本不必担心技术性失业，因为届时，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很好地养活每一个人”。他估算，如果技术不断稳定的进步，那么在100年内，即到2030年，我们将实现这一目标。[4] 凯恩斯的这一估计在当时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有一定的正确性，但长期看来，距离他所计划实现的时间提前了十年。他认为，贫困这一传统经济问题届时会被其他与经济无关的问题所替代，包括人们如何利用技术进步打发自己的闲暇时间，所以他对技术进步充满希望。但凯恩斯当时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他认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会理所当然地被所有人分享。凯恩斯忽视了分配这一关键问题。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凯恩斯一再未给予足够重视的关键问题是分配问题”。[5] 分配问题，或者说不平等问题，显然没有凯恩斯预计的如此乐观。技术进步与分配关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当前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表明，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包括欧洲、美国、日本在内的国家之中，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消失，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空心化”趋势。在这些国家，行政人员、秘书、销售人员等中等收入群体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持续减少，而高级专业人员和低收入的清洁工、教师、护工、园丁等占总人数的比例不断增长，[6]对于数字技术的运用是否会进一步导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以及新技术的出现是否会替代劳动力等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但关键问题在于，为何到了今天，imtoken钱包官方网站面对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
imtoken官网人们不仅关注数字技术进步所可能引发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而且更加看重数字技术是否能够带来更加包容的、更为宽容的增长呢？换言之，数字技术具有何种特征，使人们愿意相信数字技术进步应该且能够带来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三、数字技术进步下的包容性增长问题 数字技术早期在互联网领域的运用，焕发了人们对“包容性增长”的高度期待。 互联网的诞生伴随着以“自由”“平等”“开放”“创新”“共享”等理念为内核的互联网精神，强调自下而上赋予普通人获取信息、发表意见、传播思想、创新创业、社会交往以及参政议政的机会。 在互联网诞生初期，由于技术架构尚未完善、协议标准未能同一、网络规模远未普及，此时的互联网治理与发展主题仍局限于少数应用互联网的技术群体。正是这一群体秉持着对自由、平等、开放、创新、共享等互联网精神的追求。1984年，互联网顾问委员会（Internet Advisory Board，IAB）成立。IAB下设多个工作组，用以处理不同类型的互联网通信协议。IAB的前身正是设立在美国国防部下的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而DARPA正是互联网诞生的地方。自从DARPA从互联网技术协议的开发工作中退出，IAB就主导了互联网技术协议开发。在技术社群的主导下，IAB的技术专家们所创造的网络空间以“无政府主义”为目标，技术群体的合作建立在对技术革命的美好期望的基础上。他们高度强调“合作”与“互助”，认为合作与互助才更符合人的天性。虽然技术社群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追求更多集中在互联网逻辑层的协议治理领域，这些最初的理念与追求却对此后数字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7]互联网的早期发展历史所传达出的包容性、开放性，使人们愿意参与到数字技术的发展之中，坚信运用和开发数字技术能够使人们共享技术发展的成果与机会。 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信息产品的生产过程，涉及到大量人员投入，在管理模式方面呈现出分散化、去中心化的特征，这与工业时代福特式的生产方式不尽相同。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出了“知识社会”的概念，主张“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知识创造而非资本运用，强调通过知识创造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当“知识”成为一项根本、甚至关键的生产要素时，其组织模式、协调生产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福特主义”组织和管理方式。建立在灵活分工、动态生产、团队合作基础上的“后福特主义”和超越企业边界的“开放创新”，更加符合数字技术进步下的生产特征与组织模式。[8]正因为此，伴随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更加强调团队合作、共享发展成果的“包容性增长”才能够逐渐成为引导数字技术发展方向的一项重要制度理念。 虽然互联网的早期发展历程以及与之相伴的管理模式变化，使人们有意愿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包容性增长的实现，但也要注意到，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也有能力改变市场体系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引发不平等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计算机和庞大数据连接的广泛运用，数字技术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产品和服务供给，也改变了市场体系中的劳动力收入。泰森（laura Tyson）、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皮凯蒂之后》一书第八章中分析了技术与财富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首先指出，数字资本回报之中包含着少数企业得到的极高回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平台企业。平台企业借由两项优势，创造了大量资本回报。一项是网络效应。平台企业所拥有的用户越多，平台的价值就越高。另一项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缺口。平台作为一个撮合交易的场所，产生的信息可以促进交易增长。平台企业利用自身掌握的买方和卖方的大量信息，可以提供双向评价，减少妨碍交易的信息和信任缺口。平台企业由于能够有效减少信息缺口和不对称性，可以获得巨大市场支配力，给这类企业的所有者带来巨额回报。[9] 他们也对劳动市场中企业高管薪酬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不同于皮凯蒂给出的高管掌握工资定价权这一解释，他们发现“信息技术密度”更能够解释企业高管薪酬水平的变化。所谓信息技术密度，指的是企业的信息资本存量和总资本存量的比率。他们推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高管对企业战略决策的执行和监督能力，提高了企业的有效规模和市场价值，提高了高管的边际生产率，增加了他们的收入。[10]数字技术在包括银行、零售等诸多行业的运用，也改变了企业的内部组织架构。比如，自动化信息系统的出现使得企业高管可以对数据进行实时接入和分析，减少对中层管理者的需求，提升企业的监督效率和质量，进而导致去中间化的组织架构的普及。[11]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进步也促进了金融创新。在美国，信息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扩大了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出现了信用违约掉期、抵押债务凭证、高频交易等新型产品。这类产品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业的生产率，表现在交易数量、新产品和新服务数量、交易额等指标上，以这些指标为基础获得奖励的经理人和交易员的收入因此大幅提高。[12]当然，这类人群的收入增长，也可能是由金融的外部市场因素（例如，中央银行的政策）所致，但至少数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金融产品创新，的确增加了金融服务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专业服务业收入。 数字技术进步，特别是数字通信、平台、社交网络等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生产上和消费上的规模效应。一般说来，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任何领域中的最佳竞争者都能够在更广阔的市场上出售技能，占据市场需求份额。数字技术的革新，其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使得该领域的最佳服务提供者能够服务于数量庞大的消费者，也使得消费者更愿意选择提供最佳服务的商家。这些最佳竞争者所获得的生产要素回报，明显高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回报。这既得益于数字技术的网络效应，也得益于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巨大回报。[13]上述因素解释了数字技术进步与收入差距增大之间的关系，这些差距的增大实际上是网络效应、组织结构变化等多项因素相结合共同导致。 虽然数字技术的商业化运用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但数字技术的运用也有着惠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潜力。 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以“大合流”这一概念，描述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推动出现的新型全球化进程。[14]在鲍德温看来，全球化进程是由商品、知识、劳动力三者在全球形成的套利行为。技术革命的价值恰恰在于逐步减少商品、知识、劳动力三者在全球范围流动的成本。蒸汽机革命推动的大转型实现了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转变，农业时代的“本地生产、本地消费”转变成为工业时代的“本地生产、全球消费”，与之相伴的是人类实现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到了第二次经济大转型时期，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和信息传递的成本，使全球范围的生产协调，也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成为可能。这一阶段的经济大转型也使得“全球生产、全球消费”成为可能。在这一阶段，虽然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幅降低思想和交流的成本，但人员流动的成本依然存在，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大转型仍然未能惠及所有国家。 到了新一代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远程办公等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发展中国家迎来了从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中获得收益的关键机遇。原因在于，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普遍应用，为进一步降低人员流动成本做足了充分准备。也就是说，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得“大合流”的新型全球化成为可能。这种新型全球化趋势在技术上有能力惠及更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因为此，在数字技术变革的关键时期，发展中国家更要通过“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增长”这一制度理念为引导，设计具有普惠性的制度与政策，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和数据收益机制，为更多群体，特别是最不利的群体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些制度变革的妥善安排，甚至可以起到减少历史上累积的不平等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进步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字技术进步能否使人们共享经济发展机会与发展成果的争论。本文指出，互联网自诞生以来就形成了以自由、开放、平等、包容、共享为基础的精神与承诺，使人们期待通过推动数字技术进步，共享数字技术带来的发展机会与发展收益。为了实现这一期望，不仅要通过二次分配减少人们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也要通过“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指引，有针对性地引导数字技术向着更能够允许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到运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之中，更能够释放人的判断力、创造力、灵活性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Carl Benedikt Frey & Michael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 (114): 254-280. [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Digital Dividends. 2016年5月17日.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16. [3] Jan A.G.M. van Dijk， 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The Digital Divide Turns to Inequality of Skills and Usage // Bus J. et al.， eds. Digital enlightenment year 2012. Amsterdam: IOS Press， 2012.[4] John Maynard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3)，360. [5] Joseph Stiglitz，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Consumerism: Reflections on Keynes’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 Lorenzo Pecchi and Gustavo Piga， eds. Revisiting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41-85. [6] 丹尼尔·苏斯金德.没有工作的世界.张文婷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28-29页. [7] 贾开.走向数字未来：新技术革命与全球治理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8页. [8] 贾开、张会平、汤志伟.智慧社会的概念演进、内涵建构与制度框架创新.电子政务2019（4），第4页. [9] 劳拉·泰森、迈克尔·斯宾塞.技术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希瑟·布西、布拉德福德·德龙、马歇尔·斯坦鲍姆.皮凯蒂之后：不平等研究的新议程， 余江、高德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169-172页. [10] 同上，第177页. [11] 同上，第177-178页. https://www.ythnjck.com [12] 同上，第178页.[13] 同上，第179-181页.[14] 理查德·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 李志远，刘晓捷，罗长远译. 2020年，上海：格致出版社.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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